～丁元黃～
宇宙、天地、人生、萬物，以實質的「現象」言，是有空靈的『理』寓此中而支配。以「人事」的行為與「文化」的內涵言，則為『心』所主宰。因此「心物合一，理事圓融」的文化哲學，即是「日月合明，天地合德」的大學問，是謂『明明德』，此是文化的『動原』，也是「大學之道」的主旨。
那麼「大學之道」的旨趣，今日的「儒學宗師」怎麼講呢﹖
〈牟先生〉在《中國哲學十九講》一書，儒家系統性格一文中說：「這是很麻煩的問題，大學本身不明確，我們講儒家的時侯，不太著重大學。」
〈牟先生〉的理由是：「什麼是明德﹖什麼是至善﹖至善究竟在何方﹖這在大學裡面都不清楚，大學只把實踐的綱領列出來，但是要如何實踐﹖那個領導的原則是那個方向﹖大學裡面並不清楚。」
〈牟先生〉的下文說：「我們當以論語、孟子、中庸、易傳來作標準，用來規範大學，不能反過來以大學的標準來決定論語、孟子、中庸、易傳。」
可嘆，一代「儒學宗師」講儒家思想，講中國文化哲學，竟然如此本末倒置去頭論足，試想以這種捨本逐末的基本觀念～《中國哲學十九講》來講儒學、道學問、說哲學、論文化，如何會有生機呢﹖其後的長篇大論，也都只是紙上談兵，如何「開創」文化義理﹖又如何真正了知文化的『動原』﹖還說什麼「終極關心」問題呢﹖
談中國文化論儒家思想，不從根本義理動原的『明德、新民、至善』處問根由作為綱領原則，卻反過來以儒門弟子的權宜教化之論去規範「大學之道」，如此以管窺天，如何能真知「中國文化大動脈的終極關心問題」與「究竟」的義理呢﹖
「大學之道」才是聖人『心法』的傳承所在，「明明德」即是中國文化的『動原』所在，它與「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」，聖聖相傳的心法～～「人心、道心、精一、執中，」息息相關。
以六經之首的《易經》學理作比喻。
《大學》之道等於是『不易』的「道理」。
《中庸》即是『簡易』的「學理」。
《論語》是儒門權宜的教化之論，是「因人、因事、因地」見機說教的「事理」，是類屬於『變易』的學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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