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 以仁立教 孔孟遭冤
～丁元黃～
聖人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。」到了「五十而學易」進而「繫易」，從內容看可知孔子是深通宇宙人生的真諦。
所以「子不語怪、力、亂、神。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。」此非<孔子>不知不說，而是當時社會環境與教育的原則而不便直說罷了。此從「不知生，焉知死。敬鬼神而遠之。慎終追遠。」這幾句話中，可了解<孔子>的智慧已經深通造化玄微。
「民國以來，儒家受菲薄、輕視、譏諷、嘲笑。」那是學者死守傳統「依經解註」以維護門牆，未能融會貫通諸子的學問，繼續開創義理，而導致儒學背離「時、空」所造成。
後世學者若能心領神會，隨著「時、空」的脈絡繼續融會貫通諸家的學問『開創義理』，並不會背離人類文化的『動原、心法』。
「依經解註，三世佛冤。」
什麼學問都一樣，若不能「放可彌綸天地」之道，與時空同在，而只是正經八百的尊古復古照本宣科。則就算是孔孟之道也只好「退以藏於密」了。
說「中華民族文化生命問題，是我們這個時代必須解決的問題。」這是今日文化發展上的共識。
但是若一如<牟先生>僅強調說：「仁是人的本質與主宰。」說什麼：「仁即是內在於生命的生命根本，與主宰道德的創造性。」
還說內聖外王「其動原全在於這內在的道德創造性。」又說：「仁就是那個於穆不已的天命。」就是「中國文化終極關心的動原所在。」
還歸納性的說：「就儒學的立場，真實踐仁便是『心安理得』、『就是得救』、『就是解脫』、『就是逍遙自在』、『就是天堂』、『就是極樂』。」
如此信口開河的論說簡直是開玩笑，如何解決人類文化與生命的「終極關心」問題﹖
難怪<牟先生>在其著作中一再強調：「仁是心、是理、是道。」從未把握住「時、空」的脈絡。
試想，際此「東西文化」交流的時刻，信手沿用一個古代渾沌的概念，缺乏「定義」的名詞，混而言及文化上的「終極關心」問題，在今日科學精神的分析下，能有多少共識力﹖
「儒家」的學說根據，勉強可以說是在「仁」，因為「仁」是儒家「立教」的所在。
若論中國文化則不能說是以「仁」為根據。中國文化的「終極關心」問題，既然是如何『成德』的問題，而「仁」只是『成德』綱目下的一個重點。
因此以「仁為心、為理、為道。」是混水摸魚。
而『成德』的根據文化的『動原』，既然與聖聖相傳的「四句心法」有關，則其重心就在「人心道心」的『執中』關鍵上。
而「人心」裡的「仁」，很明顯只是『成德』之後的「仁愛」感情意識而已，根本不是「理」也不是「道」，更非所謂「中」，也談不上所謂「心」。
且借<牟先生>的話說「中國文化惱人的問題就在這裡，中國文化所以變得這樣難予回答，又好像很玄的問題。」
原因就在於歷代諸子，對於關鍵性的「名詞、名相」，缺乏明確的定義界說，以致各說各話，重要的關鍵卻變成了模糊的問題，百家爭鳴莫衷一是。
文化隨著「時、空」的發展，不管如何複雜，都有其理路軌跡而又相互銜接，只要能講究實際的「體驗工夫」，必能理出其「本末、終始、先後」的『理』則層次，而完成「終極關心」的『動原』問題。
<牟先生>以「儒學宗師」自居，卻不講究「實證工夫」，體驗「定、靜、安、慮、得」的實況，以致只能以讀書多依經解註揣摩猜測維護傳統，而無法洞徹文化的真義。
所以「子不語怪、力、亂、神。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。」此非<孔子>不知不說，而是當時社會環境與教育的原則而不便直說罷了。此從「不知生，焉知死。敬鬼神而遠之。慎終追遠。」這幾句話中，可了解<孔子>的智慧已經深通造化玄微。
「民國以來，儒家受菲薄、輕視、譏諷、嘲笑。」那是學者死守傳統「依經解註」以維護門牆，未能融會貫通諸子的學問，繼續開創義理，而導致儒學背離「時、空」所造成。
後世學者若能心領神會，隨著「時、空」的脈絡繼續融會貫通諸家的學問『開創義理』，並不會背離人類文化的『動原、心法』。
「依經解註，三世佛冤。」
什麼學問都一樣，若不能「放可彌綸天地」之道，與時空同在，而只是正經八百的尊古復古照本宣科。則就算是孔孟之道也只好「退以藏於密」了。
說「中華民族文化生命問題，是我們這個時代必須解決的問題。」這是今日文化發展上的共識。
但是若一如<牟先生>僅強調說：「仁是人的本質與主宰。」說什麼：「仁即是內在於生命的生命根本，與主宰道德的創造性。」
還說內聖外王「其動原全在於這內在的道德創造性。」又說：「仁就是那個於穆不已的天命。」就是「中國文化終極關心的動原所在。」
還歸納性的說：「就儒學的立場，真實踐仁便是『心安理得』、『就是得救』、『就是解脫』、『就是逍遙自在』、『就是天堂』、『就是極樂』。」
如此信口開河的論說簡直是開玩笑，如何解決人類文化與生命的「終極關心」問題﹖
難怪<牟先生>在其著作中一再強調：「仁是心、是理、是道。」從未把握住「時、空」的脈絡。
試想，際此「東西文化」交流的時刻，信手沿用一個古代渾沌的概念，缺乏「定義」的名詞，混而言及文化上的「終極關心」問題，在今日科學精神的分析下，能有多少共識力﹖
「儒家」的學說根據，勉強可以說是在「仁」，因為「仁」是儒家「立教」的所在。
若論中國文化則不能說是以「仁」為根據。中國文化的「終極關心」問題，既然是如何『成德』的問題，而「仁」只是『成德』綱目下的一個重點。
因此以「仁為心、為理、為道。」是混水摸魚。
而『成德』的根據文化的『動原』，既然與聖聖相傳的「四句心法」有關，則其重心就在「人心道心」的『執中』關鍵上。
而「人心」裡的「仁」，很明顯只是『成德』之後的「仁愛」感情意識而已，根本不是「理」也不是「道」，更非所謂「中」，也談不上所謂「心」。
且借<牟先生>的話說「中國文化惱人的問題就在這裡，中國文化所以變得這樣難予回答，又好像很玄的問題。」
原因就在於歷代諸子，對於關鍵性的「名詞、名相」，缺乏明確的定義界說，以致各說各話，重要的關鍵卻變成了模糊的問題，百家爭鳴莫衷一是。
文化隨著「時、空」的發展，不管如何複雜，都有其理路軌跡而又相互銜接，只要能講究實際的「體驗工夫」，必能理出其「本末、終始、先後」的『理』則層次，而完成「終極關心」的『動原』問題。
<牟先生>以「儒學宗師」自居，卻不講究「實證工夫」，體驗「定、靜、安、慮、得」的實況，以致只能以讀書多依經解註揣摩猜測維護傳統，而無法洞徹文化的真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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